第(3/3)页 这样,他们又怎么可能对于国内有感情呢? 他们是千辛万苦跑到那边。 说起杨铭父亲是偷渡到香江的,又不得不说起历史上的逃港潮。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到八十年代,基本结束的内地居民非法越境进入香江的行为,其原因起初是政治原因,后来主要是经济原因。 此后近三十年时间里,政治铁幕却并未将香江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,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,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,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江的奔涌潮流。 以鹏城为例,在公开的文件里,鹏城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,分别为1957年、1962年、1972年和1979年。 据粤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,1954年到1980年,官方明文记载的“逃港”事件就有56.5万多人次。 当时在粤省偷渡香江,按方式可分走路、泅渡、坐船,3种方式,按路线,则有东线、中线、西线之别。 泅渡通常是首选,其方式可谓五花八门。 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,即从蛇口、红树林一带出发,游过鹏城湾,到达香江新界西北部元朗。 从陆上偷渡,便是通常的中线,即在鹏城梧桐山、沙头角一带,翻越铁丝网,到达香江,粤省人戏称为扑网。 这种网,很难翻过去,后来铁丝网装了先进的感应装置,一触网就会被发现,探照灯、哨岗和警犬的组合是致命的危险。 为了防狗,偷渡逃港者临行前往往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,找一些老虎的粪便,一边走一边撒,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以为有虎,就不敢追了。 有人为防止被边防军看到,将西瓜挖空,瓜皮套在头上,只把眼睛露出来。 陆上越“网”,海上破浪,毕竟是年轻人所为,中老年人、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。 坐船,相对而言较安全,但带有社团性质,有蛇头,自然也就有这些人蛇,出了事问题较严重,而且要付300元不等一笔不小的费用,但为逃港,不少人蛇往往不惜倾家荡产。 乘船偷渡会偏向于东线,即大鹏湾水路,在惠城和鹏城之间,距离香江十多公里的水面,而且海浪很大,经常发生偷渡时溺亡的情况。 去年,1977年11月,复出后的老先生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粤省,当时叶老先生与他同行。 粤省主要领导向老先生汇报情况时,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事件被捅了出来。 正当粤省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,老先生却出奇的沉默。 他连吸了几根烟,缓缓地转过身来,平静地对大家说:“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,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。” 对越演越烈的逃港,当时的边防几乎已无能为力,如果再加强力量,从全省甚至全国调集军警过来,势必造成不良影响。 除了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,更重要的是,大规模的武装拦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愤,形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。 老先生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,发展经济,生产生活搞好了,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。逃港,主要是生活不好,差距太大。 当时,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.70到1.20元,香江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-70港币,两者差距悬殊近100倍。 在一些地区,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,不如人家8分钱(指寄信到香江叫亲属汇款回来),内地劳动一个月,不如香江干一天的说法。 这也诱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江。 仅1978年,便发生逃港事件9.7万多人次,逃出1.8万多人。 耐人寻味的是,香江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,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鹏城的罗芳村过去的。 最高决策者老先生从逃港这一历史怪圈中再次认识到,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,必须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。 老先生亲自前往鹏城看过。 他也清楚那些人偷渡到香江九死一生。 除了在鹏城这边危险,到了香江也是很危险,除了遭到白人阿sir的开枪追击,甚至有些因为没有亲戚朋友投靠,成了黑户。 杨铭更清楚,接下来,1979年的春节前后,更是还有一大波的偷渡潮。 历史上,偷渡潮,还真的死了不少人,有的是死在海上的,可能被淹死的,也可能喂鱼了。 以至于,迅猛的外逃风潮,还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:“拉尸行”。 鼎盛时,鹏城活跃着200多个“拉尸佬”。 蛇口海上派出所规定,“拉尸佬”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尸体,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,如尸体已经腐烂,甚为难闻,掩埋困难,就加至20元。 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村民10天的收入。 而在香江这边,被淹死的找不到的可能喂鱼,可能被海水推去了其他地方,有的尸体找到了,或者漂浮在海边,最终被拉到了新界的山上。 新界山上,那里一直都有许多坟墓,有的甚至是连姓名都没有的坟墓,正是当年那些偷渡者留下来的。 求订阅!! 第(3/3)页